大跃进的时候，陈永贵在干什么

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对于解放后的那段日子，很多的概念都来自教科书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分层都是模糊的。大寨在我们的概念中，似乎就是瞒报产量的典型。但是在接触过一些当年的一些人之后，这个影像慢慢的被打破了。

在中国的历史上，陈永贵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上世纪60年代，毛泽东号召全国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大寨一举成为农业战线上的典型。作为创造大寨先进经验的带头人陈永贵，从虎头山一路走进中南海，从全国劳动模范，到同时担任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、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、省委副书记、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。

当了副总理的陈永贵，仍旧坚持回大寨劳动，不拿工资，成了一位古今难见“布衣宰相”。

但是在大跃进的时候，大寨只是在省里有点名，当时候的毛泽东根本就不知道大寨，更不提“农业学大寨”。

对大跃进，我们映像最深刻的就是“大炼钢铁”、“需报产量”、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那么还没有城大名的陈永贵在这个时候是怎么过的呢？

“大炼钢铁”当时候规模确实非常的大。为了超英赶美，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。当时，全国9000万人上阵，大搞小(小高炉)、土(土法炼铁炼钢)、群(群众运动)。中华大地，到处都是锅炉。

许多地方把带“铁”的炊具砸了拿去炼铁炼钢，领导层层察看，干部挨户检查。有的地方炼钢铁是在收秋之后，有的庄稼还在地里就开始了。到收秋的时候“青壮炼铁去，割禾童与姑”，山西人说“高梁放了哨，豆子开了炮，棉花吊了孝，玉米睡了觉”。

我一直以为，当时候的政策是这样，要是不炼钢后果就会很严重。但是知道了陈永贵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当时确实有人没有去跟风。

陈永贵在这个时候，继续在土地里刨。大寨没有建小高炉，更没有砸锅交铁的荒唐事发生。陈永贵认为农民就是管种地的，别的事有别人管，荒废耕地而去炼铁炼钢，那不是农民分内的事。

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初，为了突出“一大二公”的优越性，当时公社的领导想出一个点子，要办一个万头猪场，并派出公社干部到各大队去调猪。

陈永贵知道这件事后，感到很不理解，进而对成立公社的好处也产生了疑惑。“一大二公”，就是这么个“大”法，这么个“公”法？公社调猪的人找到陈永贵时，他推托说：“我不是舍不得儿头猪，把万头猪放在你们那里养和放在我们这里养有什么两样?只不过换了个地方，弄不好活猪还可能被喂成了死猪。这种只讲形式不求实际的事情，我不明白为啥要办。”不得不说，当了劳模还真是有帮助的，公社拿他没办法。后来，公社万头猪场又来大寨调饲料，陈永贵也没有同意。

那时候公共食堂非常的流行，很多地方都搞大锅饭，“吃饭不要钱，敞开肚皮吃饭”。陈永贵也搞了一个公共食堂，但有一个规定的饭单：一年中吃白面饺子八次、蒸馍四次、油果一次、拉面一次、大米干饭四次，其余时间只能吃窝窝头、酸饭、玉米粥，还按大、中、小口定量。忙时多吃，闲时少吃，粗粮细做，粗细搭配，细水长流。不少地方都息锅哑灶的时候，大寨的粮库却依然有余粮。

那个时候是大跃进阶段，陈永贵也要讲关于大跃进的事：“在跃进年里，咱们可得鼓足干劲，千方百计，多增加产量。”这一年，大寨大队的庄稼长势特别好，丰产丰收，亩产山1957年的320斤猛增到当年的543斤。对于旱地来说，直至现在，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产量。

带着如此好的成绩，去太原参加全省农业劳模大会，陈永贵心是不虚的。

这次大会上要推荐1959年山西省赴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天安门观礼的劳模代表。来自平顺县的一位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同时与会。

会议开始的时候，陈永贵和李顺达都坐上了主席台，但半天一过，主席台就再也没看到他们的身影了。究其原因，在于报产量。这年，全国到处放卫星，且卫星越放越大：粮食亩产儿千斤、儿万斤、十儿万斤的都有，这也是我们现在笑那个年代的一个理由。

陈永贵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，他非常的清楚。因此在会上说：“谁要打下这么多粮食，我请他到大寨去吃拉面。”别人笑话他：“人家亩产万斤了，还用得着去你那里吃拉面?”。陈永贵和李顺达两个劳模“思想保守”，不肯多报产量。

两个有名的劳模不积极，领导都急了。当时候有人启发诱导他俩说：“听说今年的奖励可多哩，不但奖励化肥、汽车，更重要的是能登上天安门城楼，还能见到毛主席。”陈永贵完全不理，可那人还是一直说，说的陈永贵直接就怒了：“我说到哪里，就得干到哪里，说下个双千斤，如果没有实现，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，国家怎么根据我们报的数字定计划。宁可不上天安门，产量一斤也不多报。共产党员要做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大寨的产量是一秤一秤秤出来的，我没有打下的，一斤也不多报；我打下的，一斤也不少报。”

从省城太原开完会回到大寨，正是冬天积肥的时候。

陈永贵正准备安排社员切秸秆沤肥，公社书记到各大队布置春耕任务，要求在3天内完成玉米播种，如果完不成任务，就要把红旗送到别的大队。

一听公社里说的这个，陈永贵受不了了：“种庄稼不是儿戏，哪能不按季节时令胡来。陈永贵说：“能不能打下粮食，不看穴播，要到秋后才能见分晓。”说完，磕掉烟锅里的烟灰，安排梁便良：“马上广播，从现在起，全体社员翻炕洞，抖烟筒，铲塌墙，扫糟土，想尽办法多积肥。”次日一早，他又来到地里对社员们说：“咱们种地大半辈子了，谁也懂得墒好粪饱、适时下种的道理。现在不抓紧积肥，下种的时候，到哪里去寻肥料？人在地里瞎折腾，土地来年就不肯长庄稼。”可村里人不干了：如果这样，大伙敲锣打鼓的把大寨保持了多年的先进队红旗拱手送人，太丢人了。陈永贵笑着对大家说：“一杆红旗还用兴师动众，我不怕丢人现眼，我一人扛着送去，到秋天打不下粮食，那才是真丢人。”

说罢这话，第二天陈永贵就扛着红旗去了公社，声明穴播任务完不成，不过秋后一定完成缴粮任务。说完就扛着红旗送到了后庄大队。一年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到了秋天，果然搞“穴播”的大队因为缺少肥料都减产了，大寨却增产5万多斤粮。

粮食产量高了，省里也没办法。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，陈永贵还是上了天安门观礼台，见到了毛主席，还一起吃了饭。当时候毛泽东还不认识陈永贵，农业学大寨也是后来的事了。

就在当年，全国都在普遍饥荒时期，大寨人人有饭吃，除完成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外，仓库里还有余粮7万余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