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公号称“阎罗包老”,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?

乔汉童
2016-01-04 12:04:13

包公号称“阎罗包老”,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?

文/晏建怀

包公号称“阎罗包老”,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?

《水浒传》一百单八将,人人有外号。豹子头林冲,一看就知道长相;霹雳火秦明,一看就懂得性格;小李广花荣,一看就了解才能。在宋代,不但江湖好汉爱取外号,就是朝堂之上正襟危坐的士大夫们,也好互取外号打趣,而且惟妙惟肖,极为传神。

针对相貌取外号,是士大夫们的拿手好戏。宋神宗年间,孙觉、孙洙同为馆阁大臣,孙觉胖乎乎,孙洙瘦精精,二人皆蓄络腮胡子,有好事者乃以他们的身体特征,呼孙觉为“大胡孙”,孙洙为“小胡孙”,一时传为笑谈。宋徽宗继位之初,曾布、韩忠彦并列为宰相,曾布极矮,韩忠彦特高,两人站立殿前与皇帝讨论大事,一矮一高如同乌龟与白鹤,形成巨大反差,同僚忍俊不禁,把他俩呼为“龟鹤宰相”。

宋朝是北方人建立的国家,朝廷上下对南方人一直不怎么待见,据说宋太祖曾定下不用南方人为宰相的规矩。尽管后来也有一些南方人出任宰相,但《宋史•奸臣传》几乎清一色的南方人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所以,一朝之间,经常充斥着地域歧视,北方人尤其爱取外号嘲弄南方人。比如,他们把四川人称为“川藞苴”,意为邋遢而蠢笨的人,把福建人称为“福建子”,意为奸诈而狡猾的人。司马光与吕惠卿政见不同,互不顺眼,常常在宋神宗面前吵架,有时几乎动粗,宋神宗说:“相与讲是非,何至乃尔!”很不高兴。司马光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人,吕惠卿福建晋江(今福建泉州市)人,同僚们一边看热闹,一边意犹未尽地叹息道:“一个陕西人,一个‘福建子’,怎生厮合得着?”从此,“福建子”成了吕惠卿的外号。

包公号称“阎罗包老”,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?

有的因才华和长处取外号,表达赞叹与钦佩之情。庆历年间,欧阳修贬职滁州(今安徽滁州市),因写作《醉翁亭记》而名声大振,人们送他雅号“醉翁”,其实,那时欧阳修才三十多岁。宋祁描写春天的词章为人称羡,一句“绿杨烟外晓寒轻,红杏枝头春意闹”妙笔点睛,他任过工部尚书,人们称他“红杏尚书”。龙图阁直学士杜镐博闻强记,每次查阅书籍时,必对书吏说:“某事见某书某卷第几行。”书吏一查,果然不误,士大夫美其名曰“杜万卷”。

有的是性格的反映。书学博士米芾个性怪异,穿唐服,有洁癖,遇到奇石膜拜不已,人称“米癫”。有一次士大夫聚会,喝到热闹处,米芾当众问苏东坡:“世人皆以芾为癫,愿质之子瞻。”希望苏东坡这位意见领袖说句公道话,苏东坡却哈哈一笑说:“吾从众。”连苏东坡都认为这个外号贴切,“米癫”更是道路流布,妇孺皆知了。宋神宗熙宁年间(1068—1077年),宰相王安石忧虑于宋王朝财力的空虚和军备的衰弱,以“富国强兵”为目标,大力推行改革变法,希望拯救宋王朝这座大厦于将倾。他在改革上大刀阔斧,在选人用人上独断专行,还说:“天命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人言不足信”,态度极为固执,士大夫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,叫他“拗相公”。

有的表现出立朝态度和从政风格。包拯为人刚直、铁面无私,他曾任开封知府,负责京城诉讼和治安。当时,打官司有一个规矩,百姓不得直接到衙门递交状子,要由小吏转呈。为了使知府大人早些受理,许多人不得不上下打点,疏通关节,一个官司打下来,往往赢了官司,输了铜板,得不偿失。包拯坐堂开封府,一改陋习,大开正门,使百姓能够直接上前陈述曲直,诉说冤情,既减少了百姓的打点费用,又准确把握了案情,更缩短了审理周期,一举数得。京城迅速流传民谣:“关节不到,有阎罗包老。”意思是打官司无钱疏通关节也没关系,有包大人呢!“阎罗包老”成了老百姓对包拯的爱称。

包公号称“阎罗包老”,宋朝名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外号?

而最有趣味的外号,恐怕要算对劣政和庸官的嘲讽之作。丁谓任相,极力迎合皇帝的虚荣,每遇国家大事,必言有仙鹤飞翔于宫阙之上,大家讥笑他为“鹤相”。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,上殿说“取圣旨”,皇帝批完后说“领圣旨”,下朝向其他官员传达说“得圣旨”,前后任相16年,尸位素餐,无所建明,被讥为“三旨相公”。南宋末年,贾似道因妹妹贾贵妃受宠,当上了宰相。他贪污受贿,声色犬马,不但喜欢金银财宝,还酷爱玩蟋蟀。他派专人广寻蟋蟀,有人献上他满意的,就大赏金银,破格重用。他不顾国家安危,蒙古大军围困襄樊,前线告急,他闻报后,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大玩其蟋蟀,老百姓痛恨地咒骂他“蟋蟀相公”。

对于士大夫来说,外号既是人品的反映,也是官品反映,既体现主流评价,也折射民间呼声。如果说《清明上河图》描绘了当时的市井生活,那么,把士大夫们的外号并列一处,就是一幅清晰的政治生活图,甚或还是一部宋朝官场史,政治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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