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tps://www.wukong.com/answer/6736912429160071432/

1条回答

2019-09-16 06:47:34

在古代皇权社会，皇权与相权之争其实一直都存在，直到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中书省和丞相，将中书省职权归于六部，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，这才结束了皇权与相权之争。然而，由于皇帝个人精力实在有限，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便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。那么内阁是如何从秘书上升到实际宰相的呢？其实这期间有个漫长的过程。

皇权加强的同时工作量太大，内阁最初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

明朝最初沿袭了元朝的制度，设立中书省，并分置左、右丞相，直到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胡惟庸案之后，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，将中书省属官全部各处，仅存中书舍人，而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，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，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，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。

然而，权力集中的同时，工作量也随之增加，即使是朱元璋这样的工作狂，他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到事必躬亲，因而在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九月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，以儒士王本、杜佑、龚敩为春官，杜教、赵民望、吴源为夏官，秋、冬官由春、夏官兼任。之后又在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撤销了四辅官，改设华盖殿、武英殿、文渊阁、东阁诸大学士，用来辅佐自己处理政务，这实际上已经是内阁的雏形。

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，特派解缙、胡广、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，参预机务，称为内阁，内阁制度至此建立。此前，丞相拥有决策权、议政权和行政权，因而权势极大，而这时的内阁只有议政权，而决策权则牢牢抓在皇帝手中，行政权则被交给了六部，地方上的三司也是直接对六部负责。可见，正如“阁臣之预务自此始，然其时，入内阁者皆编、检、讲读之官，不置官属，不得专制诸司。诸司奏事，亦不得相关白”所言，此时的内阁只是作为皇帝的秘书部门存在的，并不同于此前的丞相。

内阁的设立也形成了明朝特殊的权力运行机制，那边是“票拟制度”。凡是朝廷的重要文书，先由内阁负责拟定几条意见，以笔墨写于票签上，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，这个过程便被称为票拟。皇帝再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进行最终拍板，以红字进行批示，这被称为“批红”或“朱批”。

其实，内阁的“票拟”就是给皇帝提供参考的初步意见，只是省却了皇帝查访和思考的过程罢了，最后拍板的仍然是皇帝的“朱批”。例如某地上报灾情，首先要查访灾情是否属实，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救灾方式，如果要拨款，那么户部是否有钱；如果要调粮，那么临近哪个省份有粮等等。内阁的工作就是省去了皇帝去调查和思考的过程，并提出几点可行性意见，然后交由皇帝最终拍板决定。

因此，内阁权力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，最初表现在“票拟”被采纳的程度上，即决定于皇帝对内阁成员的信任程度。

内阁权力从仁宣年间开始加重，至万历初年张居正时达到顶峰

最初的内阁大臣不仅品级较低，且没有任何实权，只属于幕后工作者。但这一情况在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开始得到改变。

△明仁宗朱高炽

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，因杨士奇、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，深受自己信任，因而这两人不但得以进入内阁，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。这就使得内阁不但拥有了议政权，而且拥有了一定的行政权，同时由于深受皇帝信任的缘故，他们甚至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，内阁由此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。

这一情况曾在明英宗早期有过反复，因为太监王振深受宠信的缘故，内阁权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。然而由于正统十四年（1449年）“土木堡之变”的爆发，王振身死之后，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强大的外廷官员们接过了权力，而且由于功勋和武将集团在这次灾难中损失惨重，文官集团权力大增。明代宗朱祁钰时期，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，自此之后，诰敕房、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，六部承奉意旨，内阁等于将议政权和行政权牢牢抓在了手中，内阁首辅则成为了实际上的百官之首，权力开始得到大大加强。

△“土木堡之变”后内阁权力再度加强

事情到了明宪宗时期又有反复，在他统治初期三位权力较大的大学士李贤（死于1467年）、陈文（死于1468年）和彭时（死于1475年）相继去世后，他虽然将刘定之（死于1469年）和商辂（1477年退隐）等贤良增补进内阁，但同时也启用了名声不佳的万安（死于1489年）和刘吉（死于1493年），再加上他对万贵妃的过分宠溺，使得内阁权力曾一度大为削弱。但到明孝宗时内阁权力却再度开始加强，他不仅启用了刘健、李东阳、谢迁等贤良，且对他们信任有加，而此时的内阁实际上已经成为百官之首，已经足以对抗皇权，这在正德年间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。

到了嘉靖年间，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，谨身殿为建极殿，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，列在六部尚书之前，地位大大提高。至此，明代内阁大学士虽无无宰相之名，却已经实有宰相之权。到嘉靖二十一年，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，专擅朝政二十余年，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，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。

历经嘉靖、隆庆两代的发展，到万历早期时，内阁权利开始达到顶峰。由于皇帝年幼，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，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，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，写成奏章，再由自己“票拟”赞同，最后再由皇帝同意。如此一来，大臣的“奏章”，阁臣的“票拟”，皇帝的 “批红”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，内阁权利达到顶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