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的朱瞻基给大明朝留下了怎样的隐患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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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瞻基作为明朝第五位皇帝,虽然在位时间仅有短短十年,却被誉为继朱元璋和朱棣之后最有作为的帝王。朱瞻基与其父朱高炽在位仅仅短短十一年,却被史学家们称为“功绩堪比文景”,史称“仁宣之治”。然而,朱瞻基的一系列改革虽然使得明朝国力再上一个台阶,但有些改革同样给明朝的衰弱埋下了隐患,尤其是军事层面的收缩,更为明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。

隐患之一:设“内书堂”教授宦官识字,为宦官崛起埋下隐患

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,为了防止宦官干政,在建国之初曾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,例如规定不许宦官识字,不需许兼任外臣,任职不许超过四品等等。然而,不许宦官识字这条却在明宣宗时期被打破。

明宣宗朱瞻基为了保障宦官能够帮助自己处理文件,尤其是皇帝的私人文件,并成为皇帝和朝廷官员交流的桥梁,因而在宣德元年(1426年)于宫内设立“内书堂”,挑选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入堂读书,使得宦官可以接受正规的教育。宣德三年(1428年),朱瞻基又指定由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授宦官。

这一改变,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,有的甚至学有所成,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,拟旨援笔立就。后来,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,协助自己处理公务,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“批红”之权,而张寅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。

△明英宗时期的大宦官王振便是典型恶果

明宣宗朱瞻基时,他尚且能够将宦官置于控制之内,然而一旦皇帝怠政,宦官便能迅速通过“批红之权”来干涉朝政,并利用与外廷之间的桥梁作用,对外廷形成压制。明宣宗之后,明英宗时期的王振便是典型恶果。

隐患之二:内阁权力的不断加大,文官崛起速度加快

洪武帝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,由于皇帝平时处理的政务实在太多,于是明成祖时期开始设立内阁制度,不过早期的内阁只是一个咨询机构,负责向皇帝提供建议以供参考,也就是说只有建议权,而决策权仍然在皇帝手中,执行权则在六部,然而这一情况在仁宣年间开始改变。

△权力增大后的内阁已经成为百官之首

仁宗时期,朱高炽因杨士奇、杨荣等乃是东宫旧臣,因此这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,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,而明宣宗朱瞻基同样延续了这种设置。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,黄淮保留了户部尚书,而金幼孜则保留了礼部尚书,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执行权。

同时,这些人不仅官居一品且兼有尚书,而且他们不少人都是帝师出身,且是前朝功臣,因此这些人无一例外都受到了皇帝的尊敬和信任,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,皇帝大多予以了通过,而不再召见其他官员进行商议,而这则使得他们拥有了一定的决策权。

△内阁权力增大加速了皇权与阁权之争

于是,仁宣年间的内阁权力得以不断加强,已经逐渐成为凌驾于六部之上的存在。而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,直接恶果便是明中期以后皇权与阁权的斗争,导致皇帝与外廷势同水火,进而导致了内廷的强势崛起。

与此同时,前朝的临时职位“巡抚”在宣宗使其开始出现的极为频繁,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职位的制度化,同时巡抚通常还兼提督军务或参理军务,于是“总督”这个职位的雏形也开始出现,这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官崛起的速度,尤其是“土木堡之变”后,明朝开始了文强武弱的局面。

隐患之三:战略收缩有利于经济发展,但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隐患

历经朱棣的五次北伐,使得仁宣两朝北部边境较为平静,再加上永乐年间多次对外用兵,使得国力遭受了一定损耗,因此仁宣年间明朝开始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,尤其是在明宣宗朱瞻基年间体现的极为明显。

蒙古方面,遭受到明成祖朱棣打击的鞑靼就此一蹶不振(五次北伐四次针对鞑靼),却没想到瓦剌竟然趁机崛起,而在瓦剌打击下的鞑靼不断被迫东迁,结果又遭受了兀良哈惕各卫的抵触。迫于形势的鞑靼太师阿鲁台被迫与明廷修好,然而明朝的战略收缩使得虚弱的阿鲁台并未获得多少帮助,结果在宣德九年(1434年)九月的母纳山之战中,阿鲁台被瓦剌击杀,瓦剌已经成为了草原新的统治者。

△瓦剌的强势崛起为“土木堡之变”埋下了祸根

明宣宗的战略收缩,使得瓦剌趁机得以崛起,为此后的“土木堡之变”埋下了祸根。与此同时,他的主动撤兵安南,最终也使得明朝彻底丧失了对安南的统治。

此外,兀良哈三卫(朵颜三卫)则从宣德五年(1430年)开始南迁,明宣宗北巡期间便曾率兵三千与朵颜三卫交手,然而经过长期斗争,朵颜三卫还是占据了大宁地区,并在正统初年便已经驻牧于明蓟辽边外的潇河、老哈河一带,并活跃于整个漠南地区。

△战略收缩导致明朝经略辽东最终走向失败

而朱瞻基最要命的失误便是奴儿干都司的内迁,宣德五年(1430年)时,薛禄建议将边境防务集中于开平一带,而放弃开平的前沿戍区,以便缩短供应线。结果,最终的结果证明这是个严重的战略错误,明朝对辽东的管理本就不强,在失去了兀良哈三卫的屏障,又将开平前沿全部放弃,最终导致明朝在辽东陷入被动,并彻底经营辽东失败,不仅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,更为明末辽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埋下了祸根。

宣宗朱瞻基,明朝第5位皇帝,也是位守成君主,当政10年,德政治国,内外宽和,重视农业,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果,使大明国力进一步强大,有了“仁宣之治”的赞誉,但因为朱瞻基的宽容治国,自己又是一副老好人,也给继任者留下一些隐患和弊政,比如明朝的女真问题和宦官之祸,朱瞻基负有很大责任。

明宣宗朱瞻基画像。

朱瞻基是个慈善心,他在位已把重心转为“内政优先”,对待北方少数民族,由洪、永时期的“以猛治国”、“主动出击”变为“以守为主”、“招谕安抚”的政策,特别是对女真地区的管理和控制,来之招抚,击而不追是其用兵方针,即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受到侵犯,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是非常委婉,对于来附的女真首领,大授官职,各方面优待,女真官员家里遇到困难,朱瞻基还派人予以救助,据统计,朱瞻基时期,女真朝贡次数是最多的,达到400多次,平均每年36次,趋于频繁的回贡,也让明廷苦不堪言。

宣宗行乐图,局部。

永乐时期,北方边关马匹全是政府包办的官营市场,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马匹是市场最重要的商品,明廷能过市场获得大量马匹,马政也是国家要务,从朱瞻基开始,裁撤辽东苑马寺官员,允许其他商品在马市上贸易,于是马市出现逆转,对女真人的控制松动,明廷再无法获得大量马匹,宣德以后,明朝国力衰减,女真不再拿出马匹交易,想着以“厚往薄来,施以恩惠”的政策,却培养了强大的女真政权,逐渐失去对辽东的统治,最后自己被灭。

宣宗时期,内阁有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杨溥一同辅政,并称“三杨”。

我们都知道,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宦官之祸最严重,东汉、唐朝,明朝,而明朝也最为严重,其实早在朱元璋、朱棣时期,对宦官的控制是很严的,而宦官的地位和势力出现逆转,就是从朱瞻基开始的,毫不客气的说,明朝的宦官之祸就是老好人朱瞻基开启的。明朝的宦官本来只是搞搞服务,都是不识字,不准识字的,朱瞻基可倒好,在宫内为宦官开办教育机构,取名内书堂,请翰林院的尖子生来授课,每次上课人数不下二三百人,全是宫里的大小宦官,这些知识型的阉人自然就参政、提升政治地位,从而走向权利巅峰。

朱瞻基的景陵。

朱元璋规定,有大功才封爵,文人最高也仅为三孤,朱瞻基倒好,只要的宠信的宦官,都赐免死诏书、免死铁券,宦官地位再次提升;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后,大学士有奏折票拟权,皇帝是批红权,可到了朱瞻基这儿,批红权直接给了宦官,司礼监秉笔太监直接可代替皇帝,于是,宦官从此凌驾于朝廷内阁之上,此外,朱瞻基还宦官派发兵权,各边关镇守都有太监出镇,洪、永时期虽也有宦官出镇,但那是特批的,且极少,而朱瞻基时期,已成常态和惯例,所以一边培养宦官,给施政权和军权,对太监的大力扶植和纵容,在朱瞻基时期,宦官还不敢太放肆,可时期一过,即开始了宦官专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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